研究發展DEVELOP
淺析表見代理制度的法律構成與適用
時間:2019-03-04 作者:董杰 王俊鋒

編者按

文康商事訴訟團隊于2014年代理了一起涉及表見代理制度的公路貨物運輸合同糾紛,該案法律關系較為復雜,經歷了一審、二審、重審一審、重審二審、執行、再審6個程序,標的額雖很小,卻關系著整個物流行業的持續發展。團隊于近日收到再審判決,歷時5年,終獲勝訴。結果固然重要,關于各方當事人為何身處訴訟多年值得思考,關于表見代理制度的構成與適用更值得研究、討論和分享。



摘要:表見代理制度是民事代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護交易安全、保護信賴利益等方面作用明顯,但因相關法規較為籠統,該制度在司法適用中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合同糾紛領域,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既增添當事人的訟累,也浪費司法資源。本文基于一則案件,結合代理過程中總結的知識,分享一點思考,供各方參考。


關鍵詞:表見代理;構成要件;權利外觀;嚴格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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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回顧


1、案情簡介


2013年10月7日,貨主張某致電中介王某,讓王某為其找輛車運貨(約30萬元的花生米)。此時,趙某駕駛一輛魯BC5097號車前來尋找貨源。中介王某與趙某商定次日簽合同及運貨。次日趙某安排從網上雇傭的司機劉某到中介王某處,司機劉某以自己的名義與中介王某簽訂了貨運協議書,并簽字摁印,中介王某收取了司機劉某100元中介費。中午,趙某電話聯系了貨主張某。下午,司機劉某將貨物裝車,并以自己的名義又與貨主張某簽訂了一份貨運協議書,內容與中介王某處簽訂的基本一致。傍晚,司機劉某將貨物運走,途中趙某將劉某支下車,自行拉走貨物。因貨物未送至目的地,第二天,貨主張某致電司機劉某,劉某告知貨物被趙某拉走,張某遂向公安局報案。經公安調查,魯BC5097號車輛所有人為李某,登記在某物流公司名下,2013年9月,魯BC5097號車輛實際車主李某將前后兩副車牌連同行駛證以4000元價格轉讓給一陌生男子。2014年,貨主張某在知道這是一起詐騙犯罪的情況下,為轉嫁損失,起訴司機劉某、中介王某及物流公司,寄希望于擴大責任主體以尋求賠償利益最大化。2015年,該案重審一審期間,山東某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查明趙某雇傭司機劉某,欺騙劉某與貨主張某簽訂貨運協議書,安排劉某運送貨物,中途將其支下車拉走貨物變賣的詐騙事實,以詐騙罪判決趙某等人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上述事實用可視化的方式展示如下:



案件時間軸.jpg


2、法律關系


該案存在多個法律關系:1、貨主張某與司機劉某之間的運輸合同法律關系;2、貨主張某與中介王某之間的居間合同法律關系;3、貨主張某與詐騙犯趙某等人之間的侵權法律關系。用可視化的方式展示如下:


法律關系圖.jpg


3、審理過程


本案歷時5年,歷經一審、二審、重審一審、重審二審、再審、執行6個程序,簡述如下。


本案原告張某的訴訟請求為請求判令三被告(劉某、王某、物流公司)賠償貨物損失276000元、交通費4000元。


一審法院認為,劉某是貨運合同約定的承運人,使用誰的運輸工具及使用何種運輸工具,不影響其與張某簽訂的運輸合同效力,不能改變劉某因違約未履行運輸合同義務應賠償張某損失的責任,對張某要求物流公司承擔責任的要求不予支持。


二審時,因張某主張其在一審時主張的是侵權之訴,而一審法院是針對合同之訴作出的裁判,二審法院認為一審認定基本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裁定將該案發回重審。


重審一審時,張某確認將侵權之訴變更為合同之訴,法院認為劉某是貨運協議的合同相對人,與原告張某之間形成公路貨物運輸合同的法律關系,應對未將涉案貨物運至目的地而導致的貨損承擔違約賠償責任,物流公司與張某之間不存在合同關系,張某僅憑魯BC5097號車牌登記在物流公司名下就推定物流公司是合同相對人的證據不足,物流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


重審二審時,法院認為“對于有貨物運輸需求的貨主或托運人而言,實際車主或司機就是以外觀顯示的運輸公司名義從事營運活動。本案中,拉走張某貨物的車輛前后所懸掛的牌子及行駛證對應載明的所有權人為物流公司,物流公司作為具有營運資質的企業,允許個人購買車輛掛靠其公司從事營運活動,實際上就是允許實際車主以其公司名義從事運輸業務。如果掛靠車輛致貨物損失,被掛靠運輸公司應該對外承擔賠償責任,再根據內部約定救濟權利。”法院最終判決物流公司承擔賠償責任。(下文將結合該判決做出分析)


再審時,法院認為“根據已經生效的刑事判決,劉某系被告人趙某等人提供虛假信息從網上雇傭的臨時司機,代表趙某等人簽訂協議,運輸工具系趙某等人自己所購車輛,非魯BC5097號原車,所以本案運輸合同的簽訂及履行相對方均不是魯BC5097號原車車主或物流公司。實際車主李某在未經物流公司同意的情況下,將車輛牌照及行駛證擅自出賣給他人,導致被趙某等人利用,最終實施了侵占張某財產的犯罪行為,該犯罪行為與物流公司無關,張某要求物流公司承擔合同違約責任的主張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4、思考


本案張某為轉嫁損失,將劉某、王某及物流公司均列為被告,要求承擔連帶責任,寄希望于擴大責任主體以尋求賠償利益最大化。


一審、重審一審及再審均從事實出發,認為本案運輸合同的相對人不是物流公司,物流公司無須承擔賠償責任。


重審二審則認為“對于有貨物運輸需求的貨主或托運人而言,實際車主或司機就是以外觀顯示的運輸公司名義從事營運活動。”相當于認為本案劉某雖然作為司機,但因其駕駛的車輛懸掛的車牌號是魯BC5097號,該車牌號登記在物流公司名下,因此劉某只要駕駛這輛車從事貨物運輸,就相當于以物流公司名義從事貨物運輸。筆者認為,上述“權利外觀”的適用不夠恰當,值得商榷。


該案表面上是不同司法觀點的交織,本質上是表見代理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分歧。以下將結合該案,從表見代理制度的形成過程、構成要件、法律適用等方面展開論述。


2

表見代理制度的形成過程


1、表見代理制度的比較法介紹


表見代理形成于德國法,《德國民法典》第171-173條規定了表見代理(Rechtsscheinsvollmacht)的情形,同時還包括了判例中的容忍代理和表象代理(Duldungs- und Anscheinsvollmacht)。《日本民法典》第170條以下、中國“臺灣地區民法”第107條和第169條也分別區分情形規定了表見代理。《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2.2.5條、《歐洲合同法原則》第3:201條、《國際貨物銷售代理公約》第14條和《歐洲私法共同參考框架草案》(DCFR)第II-6:103條則對表見代理做出統一規定。雖然是區分情形規定抑或統一規定的立法模式存在區別,但所具體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法律后果都大致類似。[1]


2、我國表見代理制度的歷史沿革


我國表見代理制度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確立的,市場交易不斷擴大,法律需求應運而生。


(1)1986年《民法通則》沒有規定表見代理制度

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僅規定了無權代理的追認制度及無權代理人與第三人的連帶責任,沒有關于表見代理的具體內容,這成為當時的一個立法漏洞。


(2)1999年《合同法》確立了表見代理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大,交易越來越頻繁,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善意相對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立法的呼聲越來越高。1999年《合同法》頒布,確立了我國的表見代理制度。


《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第49條雖確立了表見代理制度,但由于較為籠統,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存在不同的司法觀點,法官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實施至今,該制度的具體運用爭議不斷。


(3)2009年《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判斷表見代理的標準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明確了判斷表見代理的標準,即合同法第49條規定的表見代理制度不僅要求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


雖然《指導意見》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出臺的,且主要規范對象是國家重大項目與承包租賃行業,但對于其他合同領域內表見代理的認定仍然具有適用意義。[2]


(4)2017年《民法總則》進一步確立了表見代理制度

2017年頒布的《民法總則》第172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仍然實施代理行為,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代理行為有效”,基本沿襲了《合同法》第49條的規定,進一步確立了表見代理制度。


3

表見代理制度的構成要件


關于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理論界與實務中存在不同觀點。


根據《合同法》第49條和《民法總則》第172條規定,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有二:1、行為人無權代理;2、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這也是很多人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歸納表見代理構成要件所采取的方法。[3]筆者認為,該觀點并無不當,但不夠全面。


傳統理論通常將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歸納為三個:1、行為人無權代理;2、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3、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隨著理論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將“被代理人具有可歸責性”納入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中,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葉金強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羅瑤副教授是其中的代表,葉教授認為“應堅持歸責性要件”,羅教授也明確表示“應該確立‘可歸責性’為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4]盡管“可歸責性”尚未通過立法確立為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但已經在不少判決中得到了體現[5]


根據《合同法》第49條和《民法總則》第172條規定,結合司法實踐和傳統理論觀點,筆者認為,表見代理制度的構成要件可以歸納為四個:1、行為人無代理權卻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了代理行為;2、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3、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4、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的行為須符合民事行為的有效要件。分析如下:


1、行為人無代理權卻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了代理行為


該要件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行為人無代理權。表見代理本質上是一種無權代理,包括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和代理權終止后代理三種情形,沒有代理權是指行為人自始無代理權,包括被代理人沒有代理的授權行為、代理授權行為無效或被撤銷等情形。超越代理權是指行為人雖然有代理權但超越了代理權限。代理權終止后代理是指行為人之前有代理權但現在代理權終止,而其繼續實施代理行為。有學者將其定義為授權表示型、權限逾越型和權限延續型三種表見代理類型[6]


其二,行為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了代理行為。這是容易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在行為人無代理權的情形下,如果行為人以自己的名義實施了民事行為,則不構成代理,但如果行為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了代理行為,則具備了構成表見代理的基礎。


上述兩個方面共同構成表見代理的第一個要件,缺一不可。實踐中部分案件的法律關系之所以被復雜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考慮了第一個方面,忽略了第二個方面。


2、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


該要件從客觀上強調行為人的代理行為具有使相對人產生信賴的事實和理由,亦即具有一定的權利外觀或表象,這種外觀或表象使得相對人對行為人有代理權這一“事實”產生信賴,相對人基于信賴與行為人之間進行民事行為,從而促進交易達成。


實踐中,可以使相對人產生信賴的權利外觀或表象包括多種情形,如:被代理人以書面、口頭、行為等方式向相對人告知行為人為其代理人(實際上并未向行為人授權);被代理人允許行為人掛靠本單位經營,以本單位名義從事民事行為;行為人持有代理權證明材料,如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等;被代理人與行為人之間存在其他關系,如婚姻家庭關系、多次代理關系等;代理關系終止后未收回代理憑證,等等。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年11月10日發布的《商事合同案件適用表見代理要件指引(試行)》(下稱“《表見代理要件指引》”)第6條列舉了權利外觀的主要考量因素,可供參考:


(1)合同是否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若簽訂合同未使用被代理人名義,合同文本沒有任何與被代理人有關聯的文字表述,須慎重認定表見代理。


(2)行為人的身份、職務是否與被代理人有關聯。如,行為人在被代理人處任職職務越高、與從事業務關聯度越強,或者與被代理人之間的其他身份聯系越密切,對表見代理的證明力就越強;反之則越弱。


(3)被代理人對行為人是否存在可合理推斷的授權關系。如,行為人原有代理權已被終止但被代理人未對外告知等情形。


(4)合同等對外文件材料上是否加蓋與被代理人有關的、可正常對外使用的有效印章。如,合同上加蓋的被代理人項目部真實印章按常理可對外授權使用的,可作為考量因素;若按常理應當屬于單位內部使用印章的,須慎重認定。


(5)合同關系的建立方式是否與雙方以往的交易方式相符。如,以往交易長期由某部門負責人實際操作進行,且被代理人從無異議并正常結算認可的,此次有爭議交易也采相同方式的,可參考以往交易行為判斷。


(6)合同訂立過程、交易環境和周圍情勢等是否與被代理人有關。如,行為人簽約前曾陪同合同相對人參觀考察被代理人的施工現場;簽約地在被代理人營業地或辦公場所的,可以作為判斷因素。


(7)被代理人是否存在能夠使人相信其參與合同履行的行為。如,被代理人實際支付過合同價款;被代理人與合同相對人就履約問題進行過交涉等,可作為考量因素。


(8)標的物的用途、交付方式與交付地點等是否與被代理人有關,被代理人是否取得履行合同的利益。如,合同標的物交付至被代理人場所或負責管領的其他場所;標的物被應用于被代理人本身或者直接從事的業務所需的,可以作為考量因素。


(9)其他具有代理權客觀表象的情形。行為人在交易過程中存在其他行為,足以使一般商人合理推斷該行為系基于被代理人合法授權的,可以作為認定的考量因素。


3、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


該要件實際上是對第二個要件的進一步解讀,根據《妥善審理合同糾紛案件維護市場正常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就〈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答記者問》(下稱“《答記者問》”)中的內容,“有理由相信”是指合同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即相對人在不知道行為人無代理權方面不存在疏忽或懈怠,并為此承擔舉證責任。


《答記者問》還指出,判斷合同相對人主觀上是否屬于善意且無過失時,應當結合合同締結與履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綜合判斷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此外還要考慮合同的出具時間、以誰的名義簽字、是否蓋有相關印章及印章真偽、標的物的交付方式與地點、購買的材料、租賃的器材、所借款項的用途、建筑單位是否知道項目經理的行為、是否參與合同履行等各種因素,作出綜合分析判斷。


《表見代理要件指引》第7條列舉了判斷相對人主觀善意的考量因素,可供參考:


(1)合同相對人與被代理人之間是否存在交易歷史以及相互熟識程度。如交易雙方彼此陌生,則相對人需說明并證明其對行為人代理權產生依賴的理由。


(2)合同相對人在訂立合同之前是否即已充分知悉權利外觀事實。對權利外觀事實的充分收集,是合理信任行為人具有代理權的前提。相對人主張自己善意且無過失,應證明自己知悉權利外觀事實的時間早于實施交易行為,實施交易行為后或風險產生后才了解的相關事實則一般不能支持對相對人善意的判斷。如,某案合同相對人舉證的權利外觀證據系糾紛發生后為訴訟之需而收集獲取,不足以證明相對人交易行為發生之時的主觀善意。


(3)合同相對人注意義務與交易規模大小是否相稱。一般而言,標的物數量大、金額高的大宗交易,合同相對人應更加謹慎,此類情況下其是否善意的審查判斷標準也需相應更高;反之,小額、便捷的交易,審查判斷相對人是否善意的標準相對降低。


(4)交易對效率的要求與合同相對人核實代理權限的成本是否相稱。若合同相對人核實代理權所需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難以承受,并可能妨礙交易目的實現,且其為追求效率而放松對代理權權限的核實并承擔相應風險在商業上是合理的,可作為判斷善意與否的考量因素;反之,合同相對人有機會通過方便、廉價手段核實代理權限但并未采取相關措施,因此而承擔了不合理商業風險的,可作為判斷其過失的考量因素。


(5)其他影響合同相對人主觀判斷的因素。


4、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的行為須符合民事行為的有效要件


該要件意在強調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的民事行為須合法。違法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因在于:違反法律的行為不能授權,即便有授權也沒有法律效力,如果行為人的行為違法,則相對人無論以何種證據予以證明,行為人均不能構成表見代理。


4

表見代理制度的法律適用


表見代理的法律適用體現在諸多方面,以下分別就舉證責任及適用誤區兩個方面提出看法。


1、舉證責任


結合前述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以及《指導意見》《答記者問》中的內容,表見代理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劃分如下:


(1)被代理人承擔對行為人確系無權代理的舉證責任

如行為人不是本單位工作人員、公章系盜用或私刻,或者行為人違反公司章程關于授權限制的明確規定等。


(2)相對人承擔信賴行為人有代理權且信賴有理由的舉證責任

如行為人所持公章、介紹信、合同書系真實的,或者行為人曾經確系被代理人的代理人等。


根據《指導意見》的規定,相對人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亦即相對人需要證明行為人存在代理權外觀以及自己主觀是善意且無過失的。


(3)被代理人承擔對相對人主觀上是否為惡意或在締約過程中是否存在重大過失的舉證責任

在法院認為“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時,要允許被代理人進行反駁舉證,對相對人主觀惡意或重大過失進行證明[7]


2、適用誤區


司法實踐中,一些法院對表見代理的適用是比較寬松的,易產生適用誤區,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情形如下:


(1)不考慮“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

如前所述,表見代理的第一個構成要件包括兩個方面:行為人無代理權以及行為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了代理行為。實踐中部分案件的法律關系之所以被復雜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考慮了第一個方面,忽略了第二個方面。


如本文開篇提到的案件,該案本質上并不構成表見代理,因為劉某無論是在運輸合同的簽訂還是履行過程中,均沒有以物流公司的名義向張某表明自己是代理物流公司從事貨物運輸;相反,劉某是以自己的名義與張某簽訂運輸合同,也是自己拉走涉案貨物。因此,這是該案不構成表見代理的根本原因。


《表見代理要件指引》第6條指出要考慮合同是否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若簽訂合同未使用被代理人名義,合同文本沒有任何與被代理人有關聯的文字表述,須慎重認定表見代理。筆者認為,很有借鑒意義。如果從這個角度分析,則有些案件的審判或許可以簡單化。


(2)過分看重權利外觀的作用

因為表見代理在一定程度上的適用寬松,實踐中一些法院傾向于直接通過權利外觀的認定下結論。


比如上述案件,重審二審時,合議庭僅憑涉案車輛懸掛的是魯BC5097號車牌,而該車牌號的登記車主為物流公司,就直接認定劉某是以物流公司的名義從事貨物運輸,判決物流公司承擔賠償責任。而該案張某并沒有提供其它能證明其信賴劉某有代理權的證明,舉證并不充分,合議庭僅憑魯BC5097號車牌認定該案構成表見代理并判決物流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并不充足。


事實上,權利外觀的適用是有限制的,在衡量權利外觀時,應當從兩個方面從嚴掌握:其一,權利外觀必須與行為人、被代理人具有關聯性,即權利外觀的內容必須直接或間接地披露或揭示了行為人具有代理權;其二,權利外觀必須達到足以使相對人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程度,即權利外觀的內容必須能充分反映出行為人有代理權的事實,足以使相對人產生合理信賴。


此外,在審查權利外觀之時,還需要結合相對人的主觀要件綜合分析。比如該案,張某作為一個常年從事花生米收購的專業收購商,其在與劉某簽訂運輸合同及交付涉案貨物之時當然知道自己是與劉某本人簽訂合同、交付涉案貨物,只不過是在發生詐騙事實導致貨損后,為轉嫁損失,才寄希望于通過擴大責任主體的方式,尋求賠償利益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而言,張某主觀上存在惡意的可能,善意的可能性較小。


同時,張某主觀上還存在重大過失。對于簽訂運輸合同、將價值約30萬元的貨物交由他人運輸等重大法律行為,張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義務對相對人的身份進行核實。而該案中,張某僅查驗了劉某的身份證,沒有對劉某的實際身份及其與趙某等人的關聯等進行詳細落實,張某主觀上存在重大過失,應當對貨損自擔一定的風險和責任,這也是該案不構成表見代理的一個原因。


(3)過分保護相對人的利益

一些案件中,相對人為轉嫁損失或實現賠償利益最大化,會利用表見代理制度濫訴,體現在擴大責任主體范圍(如起訴時列多名被告)、尋求資金實力較強的主體(如盡可能將公司作為被告)等方面,一旦其主張的表見代理被支持,則本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主體就面臨無妄之災,只能通過上訴、再審等尋求救濟。


同時,實踐中一些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可能因擔心相對人信訪等因素,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在沒有對事實和法律足以尊重的基礎上,過分保護相對人的利益,忽視了對其他民事主體利益的保護,結果將簡單的案件復雜化,既增添了當事人的訟累,也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



5

結語


表見代理是一項具有保護善意相對人、維護積極信賴利益、促進交易安全等多重功能的制度,適用至今對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表見代理難題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的問題不斷提出新的法律要求,這就需要加大表見代理制度的立法和解釋工作。


據悉,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已啟動表見代理法律適用司法解釋的調研工作,作為表見代理司法解釋起草工作負責人的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李相波法官,攜多名法官專程赴浙江等地調研,取得了一些實際成果,總的原則是表見代理應當從嚴掌握、嚴格適用,以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比較嚴重的表見代理認定過于寬泛的問題。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進行梳理、總結和研究,期待新的立法動作到來。


因篇幅所限,部分問題未能充分展開,比如:是否考慮增加被代理人的可歸責性為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學界傾向于增加該要件,并區分為過錯歸責、誘因歸責、風險歸責三種);被代理人承擔法律責任后的追償權(包括權利行使、追償范圍、追償對象等);消極信賴保護(或稱被代理人的消極信賴利益賠償責任,即賦予相對人主張信賴利益賠償的權利以實現對其信賴利益的保護)等等。筆者將在表見代理司法解釋出臺后再做針對性分析,以期與讀者進一步交流。


注釋:


[1] 朱虎:《民法總則》第171條(無權代理)、第172條(表見代理)釋義(下),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EzMjMwNg%3D%3D&idx=2&mid=2651904654&sn=f06c4afb8984816ce0e43b696a3bb5f6,2017,06,03。

[2]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及其認定,https://mp.weixin.qq.com/s/9qokAWw2KUsoIHiHf1dYrw,2016,11,07。

[3] 陳恒:表見代理之適用,https://mp.weixin.qq.com/s/bWXdpWytrvec-G8qqkjQgQ,2018,12,04。蔣鳳銀:哪些情形構成表見代理,https://mp.weixin.qq.com/s/qGcgEXzu_6AbTWMPYZOCzA,2018,09,30。

[4] 葉金強:代理權外觀與表見代理構成,http://www.civillaw.com.cn/zt/t/?id=32713,2017,06,07。

[5] 如(2017)最高法民再209號民事判決書、(2014)宜民初字第2423號民事判決書、(2013)佛中法民一終字第1005號民事判決書、(2015)粵高法民申字第2724號民事裁定書、(2016)蘇01民終字第5937號民事裁定書等。

[6] 參見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 289-292 頁;佟柔主編:《中國民法》,法律出版社 1990年版,第212頁;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07頁。

[7] 卓文欽:司法實踐中關于表見代理的認定,https://mp.weixin.qq.com/s/4fMUb7XvqOHy2nYb71XYQA,2018,05,21。劉亞林:表見代理的嚴格適用,https://mp.weixin.qq.com/s/7CUrEVue2Hu6jlUs8nTS7Q,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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