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展DEVELOP
信用證開證行是否需要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的責任?
時間:2018-11-27 作者:田劉柱門姿含

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中,貨到目的港后無人提取、收貨人遲延或拒絕提取、海關查扣等情況屢見不鮮,而因目的港無人提貨等案件產生的相關費用往往金額巨大,因此,當事人通常損失慘重,尤其是承運人,不僅會面臨運費落空的風險,還可能支付由此產生的集裝箱超期使用費、冷藏集裝箱制冷費、場站堆存費、垃圾處理費、洗箱費等巨額費用。對于上述費用,托運人或收貨人往往會成為承運人追責的主體,但是,如果信用證開證行在收貨人不予提貨的情況下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相關費用取得了正本提單,那么承運人是否可以要求信用證開證行承擔賠償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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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筆者將結合文康田劉柱律師、門姿含律師代被告韓國某銀行處理過的一起目的港無人提貨的案件,重點對信用證結算方式下發生目的港無人提貨的情況下,承運人能否主張信用證開證行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的法律責任進行分析和討論,并提出相關法律建議,以期防范目的港無人提貨的法律風險并開闊解決該問題的思路和途徑。


1

案情簡介


2014年12月初,原告青島A物流公司接受青島B食品公司的委托承運一批冷凍辣椒從中國青島至韓國釜山,原告簽發了一式三份的正本指示提單(以下簡稱“涉案提單”),涉案提單收貨人一欄載明“憑某銀行(被告)指示”,通知人為韓國C公司(涉案貨物最初買方)。涉案提單項下貨物的貿易結算方式為信用證,被告為信用證開證行。涉案貨物于2014年12月中旬抵達釜山港后,由于韓國C公司已于2014年12月31日宣布破產無力付款贖單,被告作為涉案信用證開證行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款項取得了涉案提單。2015年6月,被告與韓國D公司簽訂《貨物買賣合同》,將涉案貨物轉賣給韓國D公司,同日,韓國D公司向被告付清轉讓款1500萬韓元,被告將涉案提單背書轉讓給韓國D公司,涉案貨物最終在2015年6月底被提走。


2

收貨人是否為目的港無人提貨的

責任主體問題


因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而產生的相關費用,承運人經常會主張由收貨人承擔責任,如收貨人在國外或無法找到收貨人,承運人往往會要求托運人承擔上述相關費用。那么,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承運人是否可主張收貨人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的法律責任呢?本案中被告作為信用證開證行在原收貨人破產無力付款贖單的情況下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相關款項,取得了涉案正本提單,是否必然成為本案的責任主體呢?


承運人主張收貨人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的法律責任的主要依據是我國《海商法》第八十六條,“在卸貨港無人提取貨物或者收貨人遲延、拒絕提取貨物的,船長可以將貨物卸在倉庫或者其他適當場所,由此產生的費用和風險由收貨人承擔”,該條是在發生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的情況下對承運人的一項救濟措施,以及對該種情況下承運人應履行減損義務的要求,并解決了承運人在處置無人提取的貨物后產生的費用和風險由收貨人承擔的問題,但該條是否能夠確定該種情況下的責任主體是收貨人呢?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該問題仍有不同認識。


支持收貨人為責任主體的觀點認為,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條的規定,“貨物運輸到達后,承運人知道收貨人的,應當及時通知收貨人,收貨人應當及時提貨。收貨人逾期提貨的,應當向承運人支付保管費等費用”,因此,支持者認為,收貨人在貨物運輸合同中有配合承運人受領到港貨物的義務,如果收貨人不予受領產生了相關費用和損失,收貨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反對收貨人為責任主體的觀點認為,我國《海商法》第四十二條第(四)款規定“‘收貨人’是指有權提取貨物的人”,第七十一條規定“提單中載明的向記名人交付貨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貨物,或者向提單持有人交付貨物的條款,構成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保證”,從上述條款中只能看出收貨人、提單持有人為提貨的權利主體,但并未明確收貨人、提單持有人是否有提取到港貨物的義務。而且我國《海商法》第八十六條也只是解決了在承運人處置無人提取的貨物后產生的費用和風險由收貨人承擔的問題,并未明確收貨人在貨物到港后必須提取貨物,如果收貨人有提貨的義務,那么其應承擔在違反該義務時的一切責任,但為何我國《海商法》第八十八條又規定承運人在拍賣留置貨物所得的價款不足以彌補損失時,承運人有權就不足的金額向托運人追償呢?因此,反對者認為,既然收貨人提取到港貨物并非法律規定必須履行的義務,那么如果收貨人不主張提取到港貨物,收貨人即無需對目的港無人提貨產生的相關費用和損失承擔責任。


筆者認為,因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環節與情形相對復雜,因此對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產生的相關費用是否應由收貨人承擔的問題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筆者總結,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有義務協助承運人提取到港貨物并對目的港無人提貨等情形產生的相關費用負有責任的主要包括以下兩類收貨人:


1. 承運人基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要求收貨人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而產生的相關費用和風險。比如在FOB貿易方式下,如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買方與承運人成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并為承運人簽發的正本提單上的收貨人,那么即使該類收貨人沒有向承運人主張提取到港貨物,承運人亦可以根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要求該類收貨人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而產生的相關費用和責任,這與其他貿易方式下承運人可基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要求并非國際貿易買賣合同項下實際賣方的契約托運人承擔責任的法理基礎相同。


2. 正本提單上的收貨人曾主張過提取到港貨物,承運人據此主張正本提單上的收貨人為“真正的收貨人”,要求這類收貨人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的風險和責任。比如起運港貨運代理人為了控制貨物,將船公司簽發的正本提單上的收貨人寫為其在目的港的代理人,如果該目的港代理人曾經向承運人主張過提貨事宜,承運人有權要求其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產生的相關費用,但如果該目的港代理人從未主張提貨,那么承運人在要求其承擔責任前應首先確定其是否為“真正的收貨人”。應注意的是,在該目的港代理人曾主張過提貨的情況下,在面臨承運人追責時該類收貨人通常也會主張其只是一個代理人,無需承擔應由委托人承擔的責任。面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承運人需要進一步考慮是否存在我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規定的“隱名代理”中關于代理人因委托人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時,第三人的選擇權問題,以及是否存在《民法總則》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的無權代理的責任承擔情形,并應搜集準備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據此確定貨運代理人的目的港代理是否為責任主體;再比如,本案中作為信用證開證行的被告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項下的買方破產無力付款贖單的情況下為其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款項成為提單持有人,承運人如果要求信用證開證行承擔責任,那么其必須有證據證明信用證開證行在合法持有提單后曾向其主張過提取到港貨物成為“真正的收貨人”,才有理由要求作為信用證開證行的被告承擔因目的港無人提貨產生的相關費用。


3

信用證開證行的法律地位及

責任承擔問題


在本案中,文康律師認為,涉案提單是依法可以流轉的指示提單,而非記名提單,被告僅是涉案指示提單收貨人一欄中的指示人而非收貨人,被告在墊付信用證項下的款項取得涉案提單后,又將涉案提單背書轉讓給韓國D公司,根據被告提交的《報關單》等相關證據顯示,實際提取涉案貨物的人也并非被告,原告也沒有足夠的事實證據證明被告曾經依據提單向其主張提貨、申請處置貨物。雖然被告曾經合法持有涉案提單,但其并不是最終有權提取涉案貨物的人,也不是實際提取涉案貨物的人,因此被告并非本案應當承擔目的港無人提貨責任的收貨人。


那么,被告作為本案貿易合同項下信用證的開證行,其身份是什么呢?文康律師認為,被告因開具信用證并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款項而成為本案的金融服務提供者并取得提單質權人的身份。對此,筆者將結合文康律師在本案中援引的法規案例,分析被告是金融服務提供者及提單質權人的原因,并對金融服務提供者或者提單質權人是否需要對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產生的相關費用和風險承擔責任進行討論。


被告為本案的信用證開證行,并實際支付了信用證項下的款項,其雖在涉案指示提單收貨人欄內為“憑某銀行(被告)指示”,但被告這一身份的取得是基于其系貿易合同項下信用證的開證行,為買賣合同雙方提供金融服務,涉案提單上記名指示人的記載并不能改變其在本案中金融服務提供者的地位,因此根據本文第一條對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責任主體的討論,被告作為金融服務提供者無需對本案中承運人主張的費用承擔責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中海集裝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旌凱華冠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新加坡UCO銀行海上、通海水域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二審案”中對該觀點予以支持:


“旌凱公司和中海公司在本案中分別作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托運人和承運人的地位是明確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法律關系依法成立。雖然在提單收貨人欄內注明‘憑UCO銀行指示’,但UCO銀行的這一身份取得是基于其系貿易合同項下信用證的開證行,為買賣合同雙方提供金融服務,因此,提單上記名指示人的記載并不能改變UCO銀行在本案中金融服務者地位……本院認為旌凱公司作為指示提單的托運人,根據提單條款的約定,應當向承運人承擔因目的港無人提貨所致的損失。”


另外,本案中,被告雖在韓國C公司破產的情況下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款項,但是不能因此而當然地認為被告與韓國C公司之間形成了買賣合同關系,被告成為了涉案貨物的所有權人。根據案情所述,韓國C公司破產無力付款贖單,被告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全部款項取得涉案提單,但因韓國C公司與被告之間沒有關于在韓國C公司不能付款贖單的情況下,涉案貨物所有權歸被告所有的任何約定或意思表示,因此雖然我國法律規定提單系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物權憑證,被告也不能因此成為涉案貨物的所有權人。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荔灣支行與廣東藍粵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惠來粵東電力燃料有限公司等信用證開證糾紛申請再審案”中認為:“跟單信用證的基本機制和慣例就是開證行持有提單,開證申請人付款贖單,開證申請人不付款,開證行就不放單,可見,開證行持有提單的目的是為了擔保其債權的實現。如前所述,開證行對提單項下貨物并不享有所有權,如果不認定其對提單或提單項下貨物享有擔保物權,這將完全背離跟單信用證制度關于付款贖單的交易習慣及基本機制,亦完全背離跟單信用證雙方當事人以提單等信用證項下的單據擔保開證行債權實現的交易目的。”本案中,作為信用證開證行的被告對提單項下的貨物并不享有所有權,被告在墊付了涉案信用證項下的全部款項后,取得提單質權人的身份,以保障以提單等信用證項下的單據擔保開證行債權實現的交易目的,保障提單質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被告有權享有我國《物權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質權人的權利,但因我國法律法規并未明確規定提取到港貨物系質權人的義務,所以被告作為涉案提單質權人無需對承運人主張的無人提貨所造成的相關費用承擔任何責任。


4

結語


本案中,青島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在提單流轉過程中曾經合法持有提單的人并不一定是最終有權提取貨物的人。被告是涉案指示提單收貨人一欄中的指示人,其將涉案提單背書轉讓給韓國D公司后已不再是提單合法持有人,亦不是涉案貨物的實際收貨人,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擔涉案貨物在釜山港無人提貨期間產生的集裝箱超期使用費、插電費和集裝箱修理費,缺乏法律依據。另外,原告主張被告曾經依據提單向原告主張提貨、申請延期處置貨物沒有足夠的事實依據;原告也沒有證據證明被告承諾承擔涉案貨物在釜山港無人提貨期間產生的各項費用。因此,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合同依據。


綜上所述,在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的案件中,如果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款項取得正本提單的信用證開證行僅為貿易合同項下的買賣雙方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服務者以及提單質權人,而并非本文第一條分析的該種情形下根據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應當承擔責任的真正的收貨人,那么在發生目的港無人提貨時,信用證開證行通常無需承擔因此產生的相關費用。


筆者認為,本案對信用證開證行敲響了警鐘。作為僅為買賣合同雙方提供金融服務的信用證開證行,應注意不宜過多參與貨物交易環節,以免法律地位發生變化,招致不必要的損失與麻煩。另外,本案也提示廣大承運人,如果發生目的港無人提貨或收貨人遲延、拒絕提貨的情形,承運人應根據每個案件的不同情況,準確確定民事責任主體,不要因選擇索賠對象錯誤而喪失從真正的責任方處獲得賠償的權利和機會。當然,承運人如遇收貨人長期不予提貨的情況,應根據我國《海商法》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等相關法律規定妥善履行減損義務,積極采取相關措施避免損失的擴大,以免產生對擴大的損失無權要求相關責任方承擔法律責任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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